1982年1月31日早晨，也就是农历正月初七，坐落在天津市子牙河北岸的福家房子村似乎并没因鸡鸣狗吠、旭日东升而从梦中醒来。也许是由于年节给人们带来的疲劳，加上昨晚村里放电影散得晚，还有一大早那袭人的寒气，人们才依恋不舍地钻在暖烘烘的被窝里宏琳优配，迟迟不肯起床，沉沉地享受着梦的温馨。
第四生产队饲养员被一泡尿憋得小肚子直转筋。实在撑不住劲了，他才恋恋不舍地撩开热被窝，起身下地，揉着惺忪睡眼，摇摇晃晃地走出阴暗的饲养室。这里依然保留着墙根下撒尿，柴垛后拉屎的习惯。
饲养员来到北墙根，手忙脚乱地把裤腰从裤带下拽出来。突然，一股冰凉的寒气顺着脊背直钻入他的后脑。他打了个激灵，“截门”一下子被锁死，尿也不知去向——地上躺着一个人，是个死人。脑袋被砸开了花，脖子上勒着一根绳。
他一眼认出，死者是本村五妞儿，大名叫胡俊英。
他提着裤子一口气跑到队长家。“不好了，五妞儿被杀了！”
“在什么地方？”队长一轱辘从妻子身边坐起来。
“在……队部的院里。”饲养员连冻带怕，牙抖得嗒嗒响。
一小时后，顺河堤走向、长约一公里的福家房子村所有的空地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警车。村民们鸦雀无声地围在现场周围瞧热闹。
福家房子村共有九个生产队。四队队部位于村子的中间地带。队部院落的围墙矮得可怜：七八十公分高，而且是土坯垒成的。由于积年的风吹雨打，已成残垣断壁，破败不堪。五妞儿衣装整齐地躺在一家后房山下。离她头部约一米远的地方有一块窑头砖——三块砖被烧成硫体后凝结在一起的，重十二三斤。窑头砖上面沾有血迹和头皮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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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人介绍，这块砖始终在队部的院中放着，谁也没拿它当回事。看来，它在剥夺五妞儿的生命上起了重要作用。
五妞儿颈上缠着的绳子约一米长，有筷子粗细，是用三股尼龙渔网绳搓成的，像条花纹斑驳的蛇，它无疑是窑头砖的“同案犯”。又勒又砸，案犯是个十分残暴的家伙。
房山下有死者来回走动踏出的足迹，奇怪的是却没有案犯的足迹。关于这一点，处长贾三立再三嘱咐对外保密。
五妞儿面向苍茫的蓝天，脸上失去了在人世间曾有过的各种表情。这是一个虽算不上十分俊俏，但也确有几分姿色的年仅二十一岁的女子，身长1.63米，不胖不瘦，水红色防寒服内套着藕荷色毛衣。她未婚，但已不是处女，衣兜里的钱和腕上的手表原封未动……
“峥林，过来。”贾三立朝北郊分局刑警队长柳峥林招招手。“谈谈你对这起案件的看法。”
“不像是图财害命。”他说，“像是仇杀。”
“你顺哪条路到现场来的？”贾三立突然离了正题。
“顺大堤……”柳队长一时没弄清贾的意思。
“怎么不走杨柳青？”贾三立讪笑着说。
“干嘛绕那么远？”
“你还知道那是绕远！”
柳峥林故作醒悟过来：“是仇杀中的情杀。”
“要不我为什么老说你'不挨骂长不大’呢！她作风怎么样？”贾三立转入正题。
“在村里是出了名的……跟好几个男人有过交往。”
“列个名单。”
“正在查。”
贾三立腾出摸下巴的那只手指指北墙根，“你对那一串串足迹怎么看？”
“那是被害人的。好像她跟什么人有约会。她先到了等得不耐烦，再加上天冷，所以溜达来溜达去……”
“为什么没有案犯的足迹？”
“假定案犯就是她约会的那个人，那人是面对着背靠墙的五妞儿的。墙根铺的是黄土，比较松软，所以留下了五妞儿的足迹。离墙二尺多的院子是用炉灰碴子铺的，难留下足迹……”
“知道对这一点为什么特别保密吗？”
“给案犯造成心理压力，让他动起来。”
“这起案件，以你带来的那帮人为主。让侯程和他们配合你们。尽快搞清两个个问题：在本村18~35岁的男性中要特别注意发现明里暗里跟胡俊英有过来往的。他们当中有谁昨晚没看电影或中途退场了。另派几名同志专门调查绳子的来源。这绳子很特殊，是打渔人用的。”
柳峥林一字不漏地听着，当他准备听第三个问题时，贾三立缄口不语，像是无话可说了。“你还愣着干什么？”
因为福家房子村是沿子牙河堤岸走向坐落的，所以村子的形状是一个延伸一公里的细长条。追溯它的渊源，大约和四面八方的人顺子牙河摇橹打渔的职业有关。如今，全村有九个生产队，五百余户人家。18~35岁的男性有三百余人。在这三百余人中隐藏着一个穷凶极恶的杀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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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分析判断、印证排除，重点嫌疑人不过还有十几个人。在这十几个人中，排在第一名的要算是一位村干部的儿子了。这是一个不争气的儿子，父母对他很头疼。头疼归头疼，但是，当找到这位村干部时，他还是很自信地说：“拈花惹草逗蝈蝈的事他敢干，要说杀人，他没那个胆！”
“俗话说得好，奸情出人命你懂不懂？”侯程和的搭档小曹硬生生地冒出一句。
“听说过，听说过。”村干部并不否认小曹引述的那句俗话。
村干部嘴上为儿子打保票，心里还是敲小鼓，因为他儿子从昨天傍晚野飞在外，至今未回窝。
“你儿子跟胡俊英交过朋友吗？”
“交啥朋友？腥猫臊狗的事呗！”
“他们交了多长时间？”
“不怕你们不信，我实在说不清。你想啊，有几个儿子干丢人现眼的事不瞒着爹的！不过，我听说他们已经有半年多不来往了。”
“他——你儿子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干什么去了我不知道，反正没在家。”
“有可能去什么地方呢？比如亲戚家，再比如'狐朋’家。”
“'狐朋’倒是有一个，外号叫'烂鸡窝’，住风桥镇——大名说不上来。到镇上一打听'烂鸡窝’，连街上的野狗都知道。”
“是个女的？”
“女的。”
在风桥镇一所阴暗的房间里，他们找到了那位村干部的儿子，还有那位被人称作“烂鸡窝”的女青年。他们是从墙角的一张床上现爬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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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警察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神情有些慌乱。“烂鸡窝”忙到镜子前整理自己的头发和衣服。她容貌标致，并不给人很俗气的感觉。至于村干部的儿子，可不像他爸爸那样健壮。细长的身子弯弯曲曲，像根豆芽菜。
“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分头谈谈！”侯程和有意把他俩调开。“豆芽菜”跟着小曹进了另一间屋。
“烂鸡窝”的正名叫郑敏。侯程和久久注视着郑敏，有意给她增加些心理压力，让她先开口。
“他惹什么祸了？”
“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警察找能有什么好事！”
“他什么时间到你家来的？”宏琳优配
“昨天下午。”
“几点钟？”
“大约……大约四点半钟。到底出了什么事？”
“从昨天四点半到现在你们始终在一起？”
“除了拉屎撒尿。”郑敏的表情和说话的语气不像是为包庇“豆芽菜”在说谎。
小曹也问完了“豆芽菜”。“豆芽菜”和郑敏说的完全一致。
“到底怎么了，能不能告诉我们？”郑敏反倒比“豆芽菜”着急，一次次问究竟。
“五妞儿被人害死了！”侯程和适时地说明真相。
“豆芽菜”一听，险些拦腰断成两截。大睁着两只吃惊的小眼睛瞧瞧这个，望望那个，半天合不拢嘴。
“你跟五妞儿断绝关系后，又有过来往吗？在你们来往中，你发现她又跟别的什么男人好上了吗？”
“有。但我不知道是谁。”
“你问过她？”
“问过，但她守口如瓶，只是哧哧地笑，始终不肯说出是谁。”
侯程和和小曹在赶回福家房子村的路上，共同想着两个问题：那个男人是谁？五妞儿的死莫非真的和“豆芽菜”无关？
贾三立抱着胳膊，摸着下巴，不动声色地听着各路侦查小组的汇报。
“我们认为不能放过队长的儿子。他和五妞儿好过，而且一直没断利落。虽然他现在的女朋友证明他没有作案时间，但是他们之间的相互证明，让人信不过。”一位科长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看法。
“信不过，你们让人家作证干什么？”贾三立不满地瞪了科长一眼。
“我们大伙都同意传讯村长的儿子，因为……”科长试图说服贾三立。
“扯淡！”贾三立立即将他的话打断。
在嫌疑人名单里还剩下最后一位，这是一位平时作风不太好的中年男子。初六晚上没人见到过他，可是，经过周密调查，他确实去邻县亲戚家串门了。所有的线索都被排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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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怀疑案犯是否真的在本村。
“案犯就在本村！”贾三立口气十分坚定地说，“案犯和被害人相约很可能是临时动意，而且很有可能就是在看电影时两人通过一个手势、一个眼神示意到老地方见面。刚才侯程和谈的一个情况很重要，就是那位村干部的儿子说五妞儿肯定有一位相好的男人，但她不肯说出是谁。为什么不肯说？按常理应该是她为了在从前的男朋友面前炫耀自己，会忍不住地说自己和谁好上了。她之所以不说，一定是受了背地相好的那个人的专门嘱咐和再三叮咛。这个人或许是有妇之夫，或许是有即将成婚的女友，而且这个人从事着某种被人特别尊重的职业，因而有着特别强烈的自尊心。五妞儿也尊重他，维护他的自尊。实际这个人是一个面似老实文静、骨头里发霉腐烂的家伙！要下大力量找这个人！”
对贾三立的分析判断，在场人既佩服又怀疑。
“贾处长，我们是不是说说绳子的事？”
贾三立点点头。
“我们去了青灯寺渔网厂，据那里的保卫人员介绍，这种尼龙绳外流量比较大。职工捆东西，顺手剪一段是常有的事。不过，这里的村民和渔网厂没什么联系，这一渠道可能性不大。我们又走访了常在子牙河打渔的人。他们说夏天游泳的人常有剪他们尼龙绳的事，至于谁剪过，哪家存有这种尼龙绳可就说不准了。”
夏天偷绳，冬天用来杀人，在使用作案工具上也说明了是临时动机。偷绳子的人不可能只偷了一米，注意发现余下的绳子。散会！”
散会后，侯程和和小曹站在五妞儿家门前时，满天的星斗闪着寒光。
小曹举手刚敲了两下门，从屋里飞出几句很难听的话：“敲，敲，也不怕敲折了胳膊！深更半夜的，你们还有完没完？”随着话音，从门里出现的是五妞儿那刁钻古怪火性子的妈。身后站着她那长着一颗四方大脑袋的愣儿巴几的大儿子。
说来令人费解：她家的人被人害死了，对凶犯不急不火，对亲人无悲无泣，倒是对忍饥受冻、不辞辛苦寻找凶犯的公安人员满腹牢骚。
五妞儿的哥斜棱着眼，歪叼着烟没好气地问：“说吧，还问什么？”
“还是老问题，你再好好想想，你的妹妹她还跟哪些男人有过来往？搞对象也好，交朋友也罢，仅仅有过一两次来往也行。这些人的名字我们都要。”
“跟全村所有的男人，去查吧！”
“你这个当哥哥的，别跟着别人糟蹋自己的妹妹，更不能说气话。其实我们并不觉得你的妹妹有什么不好。一个女孩子，多搞几个对象，这有什么不可以？买东西还要挑挑拣拣的，何况是搞对象。村里有些人嘴不好，把五妞儿说得要不得。我们可不这样想！”
五妞儿哥低着头，皱着眉，粗大的手捻捏着烟屁股，烟丝散落到他的脚面上。他娘披着棉被偎坐在炕头上嘤嘤啜泣，嘴里叨叨咕咕地不知说些什么。她可能是因为第一次听到有人说她的五妞儿还算是个人受了感动，才伤心落泪的。
“有一天晚上，”五妞儿哥终于开口了，“下半夜了，我听屋门响，知道是五妞儿回来了。我问她去哪了，她说去学校了。我问她去那儿干啥？她说找张老师借书。”
“张老师叫什么？”
“叫、叫张什么山，我也说不清，是教体育的！”
“前几次你为什么没提到这个人？”
“张老师老实巴交的，不祸害人，更不会杀人，我提他干啥！”
这可是个重要线索，突然冒出个张老师。职业受人尊重，这种人有强烈的自尊心。如果他和五妞儿有暗渡陈仓的勾当，他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五妞儿名声不好，怕玷污自己这个“正人君子”的名声。于是他千叮咛万嘱咐五妞儿不准和任何人说出他俩相好的事，五妞儿遵守了诺言。这下让贾三立猜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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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程和和小曹从五妞儿家出来，急忙到校长家谈了一通，然后一溜儿烟地赶到贾三立面前。
侯程和简单扼要地把张树山张老师的情况述说了一遍。张树山是一个表面文静，性情温顺，受人尊重，自尊心很强的年仅二十二岁的村小学体育教师。据校长介绍，他和本校青年女教师林艳艳恋爱达一年之久，最近正筹备结婚。校长还说，前几天发生过一件事，影影绰绰地听说张老师要给五妞儿介绍个对象，男的是村里的一个“二杆子”。为此事，张老师还请“二杆子”吃了一顿。“二杆子”嫌弃五妞儿名声不好，不同意。同样五妞儿死活也不肯。
贾三立微微笑着点点头，意味深长地说：“张树山，伪君子一名。他就是杀人犯，我看已经八九不离十了。不然他为什么花钱赔工夫请这种白客？他是想甩掉五妞儿。结果'二杆子’、五妞儿都不同意。这促使张树山非杀死五妞儿别无他法可以摆脱。”
“他干嘛要冒那么大风险非杀死五妞儿不行呢？”
“甩包袱呗！”贾三立断然说。“五妞儿真心跟他好，他不过是临时罢了。五妞儿听说他要跟别人结婚，不肯善罢甘休，以公布真相或说是怀孕来要挟他……对这个张树山进行重点调查，必要时可以正面接触！”
三天后，贾三立从市局赶回福家房子村，听到的情况是令人沮丧的：张树山杀人嫌疑被查否了。
初六的晚上张树山始终看电影，他的母亲和嫂子证得很死。在对张树山进行的一次正面谈话中，他表现得异常冷静，回答问题合情入理；言谈举止，无懈可击。他说：“村上出了这样的事，实在令人震惊。好端端的一个女青年被杀了，罪犯实在可恶。有什么大不了的事非要杀人灭口呢！又是砸，又是勒。人性泯灭，天良丧尽！公安局找我，需要我帮忙，我一定尽心竭力。维护法律的尊严是每个公民的责任，我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更是义不容辞。我最反感那些不敢揭发、证实犯罪的人。懦夫不可取！”
“但愿张老师言行一致。”
“言必信，行必果！”
“请问，你平时和胡俊英有过接触吗？”
“同住一村，鸡犬之声相闻，哪能说没接触呢！”
“个别的有吗？”
“个别？”
“对，就是私下。”
“有。”
“能具体些吗？”
“当然。比如前些日子，时间说不太准了。我记得是放寒假后的一天，我在学校值班，她去了……”
“是白天？”
“不，晚上。”
“她怎么知道是你值班呢？”
“并非因为我值班她才去，是她去了正好碰上我值班。”
“她干什么去了？”
“您不问，我也要说这个问题的。学校是有书的地方……”
“她去借书？”
“很对。”
“她究竟借了什么书呢？”
“空手而回。”
“？”
“你们奇怪？因为她要借的书我们没有。”
“绝版？”
“她借有性行为的书。用她的话说：'有味的，带劲的！’”
“她几点到的学校？”
“好像是七点多。”
“几点走的？”
“如果她不是遇害身亡，谁也不会去特别记住她离开的时间。不过，我还是记住了。因为我感到太晚了，看了看表，惊讶地说了一句：'哟，一点了！’意思是催她该走了。”
“聊了六个来小时，漫长的岁月，说说看，都干了什么？”
“只说了什么，没干什么。”
“请不要误解。”
“我也是。因为她在村里的名声不太好。我劝她在世上应该如何做人，尤其是一位女人，尤其是一位漂亮女人，应该懂得自重、自尊，要有自我保护意识……”
贾三立摸着宽厚的下巴一遍遍地看着笔录材料，在有关字句上反反复复地推敲着、斟酌着：“又是勒，又是砸。”最后，他看了看用奇怪和期待的目光打量着他的侦查员问：“这个人被你们排除了？”
“主要是他有不在现场的证据。”
“他妈和他嫂子？”
张树山的母亲解放前是一个土匪头目的老婆，后来她改嫁到福家房子村。人们说她是个有心路的女人，凡事不露声色，心里有盘小九九，嘴上装得迟钝，说出话来由不得人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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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作伪证，包庇儿子自然做得出来。问题是张树山的嫂子，长得宽头大脸，眉粗目重，心底坦诚，宽厚朴实，一向对说瞎话恨之入骨。她在村里做计划生育工作，知法律，晓政策。要说她会说谎包庇小叔子杀人，人不信，鬼不信，神不信。她证得很死很死，一口咬定小叔子从电影还没开始就紧紧站在她和婆婆身后，中间她还几次回头跟小叔子搭话谈论电影里的内容，一直到散电影，娘儿仨同路回家。婆媳俩说得完全一致，就像摔断的玉镯拼在一起，碴口接得严丝合缝，浑然一体。
“走，我们去恢复一下现场！”
这是一个能容纳上千人的场院，离杀人现场不足百米。贾三立指派两人分别担任张树山的母亲和嫂子的角色，面向已经不存在了的银幕。又指派一个和张树山身材相仿的人站在“母亲”和“嫂子”的身后。其他人围在他们周围充当看电影的村民。每隔十几分钟他让扮演嫂子的人回头或侧转脸跟张树山说一次话。后来，他暗里把“张树山”支开，过十来分钟他又让他站回原来的位置。
当实验完毕后，他问扮演母亲和嫂子的人：“张树山离开过吗？”
“没有。”扮演母亲和嫂子的人说。
到此，大家完全明白了。张树山的母亲和嫂子没作伪证。起码她嫂子没作伪证。她们始终认为张树山站在她们身后看电影。张树山完全有可能离开看电影的地方十来分钟，去杀死了胡俊英。这虽然是一种假设和猜想，但它坚定了大家的信心。
贾三立还有一个更奇妙的想法：这次实验很快就会传到张树山耳朵里。打消张树山认为有人证明他不在现场便安然无事的心理，进一步促使他动起来。像打猎，轰起来再打。
果不出贾三立所料，张树山很快就动起来了。转天一大早，大队支部书记带着他的妻子来到指挥部。支书的妻子一进门便高声大嗓地喊冤枉：“同志们呐，这可是栽赃啊！”她喊着闹着，把一团绳子举到大家面前。这可真是令人喜出望外。
经过比对发现，现场留下的那段绳子正好是从这团绳子上剪下来的。可是，支书两口子怎么会认定这绳子和杀人有关系呢？还风风火火地送到指挥部来？
“这绳子是哪儿来的？”
“哪儿来的？哪儿来的？天上掉下来的！”支书老婆拍巴掌、打膝盖地述说起来。原来一大早她抱柴烧火做饭，在自家院的柴垛旁发现了这团绳子。可是昨天晚上抱柴时根本没有这团绳子。她拿给丈夫看，引起了村支书的警觉，于是他们把它送指挥部来了。
要说大队支部书记和五妞儿有感情纠葛引起了情杀，实在荒谬。要说支书的儿子和五妞儿有过密交往、反目成仇，更是毫无道理，因为他儿子是个未熟透的半拉子。可是，在他家院里的柴垛旁发现了和杀人有关的绳子，这总得解释清楚吧！于是大家来到捡绳子的现场。
支书家的柴垛紧靠西院墙，而一墙之隔的邻居恰巧是张树山家。这团绳子只能从两处扔进院里的柴垛旁：一处是张树山家，另一处是临街的门楼。从街上往里扔有被人发现的危险，而且落到柴垛旁很困难，那只有张树山家了。张树山听说做了看电影的现场试验吃不住劲了。
张树山再次被传讯到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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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仍然镇定自若，他那张英俊的面孔始终呈现着沉稳的神情。不过，他那骨骼粗大的两只手暴露出他内心的恐慌，因为它们老是移来移去：椅子扶手上，膝盖上，摸摸脸，剜剜鼻子，交叉在脑后或胸前。
“这团绳子你认识吗？”柳峥林和侯程和负责讯问。
柳峥林迈着两条细长腿走到张树山面前，把那团绳子拿给他看。张树山连眼皮都没抬便摇头摆手地说没见过，这无疑暴露了他对那团绳子的恐惧。但他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做法不对头，忙伸手去接那团绳子。为时已晚，柳峥林已经把拿绳子的手缩回去了。这样一来，不光是他的手，连他的腿也暴露出他内心的不安：一会儿左腿叠在右腿上，一会儿右腿叠在左腿上，倒来倒去的次数很频繁，但依然觉得不得劲儿。从他的腿，侯程和注意到了他的脚，从脚进而到鞋：冰天冻地，他穿了一双薄薄的单皮鞋。初六晚上露天地看电影他穿的不是这双鞋。那么，他那天穿的鞋呢？
侯程和、柳峥林突然记起贾处长为什么专门指示对现场没有留下案犯足迹要特别保密。
“张树山。”
“嗯？”
“初六晚上有人见过你穿的鞋，不是现在脚上穿的这双。那双鞋呢？”
张树山没有立刻回答这个问题，沉默了很久很久，脸上阴云密布，嘴角抽动不已，最后，他不得不勉勉强强地回答：“那双？在家里了。”
“在家里什么地方？带我们去看看吧！”张树山像被粘在了椅子上，迟迟不动。
后来，顺他家的烟道里找到了那双皮暖靴，是他母亲帮助藏匿的。还有他那溅上五妞儿血迹的衣服也是被他妈连夜洗过了。但还是从上面得到了证实：曾经在五妞儿血管里流动了二十一个春秋的液体不肯轻易离开玩弄过她又杀害了她的那个人的衣服。它要向世人揭示丑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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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山要和他爱着的那位女教师结婚。五妞儿不甘心他轻易从自己身边跑掉，还伪称自己怀上了他的孩子。
张树山他选择初六晚上全村人集中在场院看电影《血碑》时，约她去老地方见面。她演绎着过去，背对着他撒娇。他用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套住她的脖子；她倒下后，他发现她的手还在动，他顺手搬起那块窑头砖，砸碎了她的头。
一位道貌岸然受人尊重的教师宏琳优配，有着一个最丑恶、最龌龊的灵魂。几个月后，他被押赴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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